技术进步加速了仪式的消失，但也为仪式的重建提供了可能。而用当代技术手段来激活仪式，艺术形式至关重要。

Noema杂志曾发表主编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对明星哲学家韩炳哲的采访，访谈是基于韩炳哲的著作《仪式的消失》展开的。在这本小册子里，这位韩裔德国哲学家延续了他在《倦怠社会》《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中的观察：现代社会使人类患上抑郁、过劳等疾病，而数字时代的来临无疑加剧了这种病症。在当代生活中，人们接受大量的碎片信息，这些信息既不提供意义，也不提供人生的方向。日益升级的数字通信方式重新定义了人际交往，而对人类的精神来说，这种信息传播方式却更具腐蚀性。任意个体间联络沟通的技术成本降低了，看似增强了交流的便捷程度与可能，实则极易导致精神共识的瓦解——信息碎片不能凝聚成知识或真理，世界的信息化给人类社会带来原子化，个体越来越自恋。如何才能抵抗这些“病痛”？韩炳哲找到的解药之一是仪式。

访谈刚上线不久，正与清华大学彭林教授和香港城市大学邵志飞教授（Jeffrey Shaw）共同指导我们完成“《士昏礼》复原”网站建设的张颂仁先生，就把全文链接发了过来，点评说：“这篇文章涉及礼仪，非常及时。那本书英文翻译很优美，好读好懂，估计他写的德文也跟其他德国哲学家不同，用短句行文，所以很受大众欢迎。”我们对韩炳哲讨论的问题都很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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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炳哲给现代社会的“解药”

在韩炳哲看来，仪式是古典时代形成社会凝聚力的一种象征性实践技术，同时亦能够使人类个体获得生命的安顿。这些仪式散布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戏剧、舞蹈、节日、时尚、体育比赛以及战争等活动无不具有仪式性。仪式保证了社会交往的客观性，可以抑制人类过分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恋倾向。正是仪式的出现和随之而来的“仪式感”稳定了人类的生活，造就了基本保持稳定并逐渐演进的社会。

然而，从现代社会开始，人类的仪式感就不断遭到剥夺，工作侵占休闲，生产取代生活，仪式的象征性愈发微弱。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让情况变得更糟，人类甚至不再是知识的生产者，而是将产出知识的权力让给了信息和数据。数据主义（Dataism）结束了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

韩炳哲对当代社会的批判不可谓不严厉，可是，人类的仪式与仪式感在信息技术与数据革命的暴力摧残下既然已经支离破碎，又怎能指望这样的仪式充当消除当代社会精神病痛的解药？他在书中并没有给出答案。在回应内森·加德尔斯的提问时，韩炳哲同样没有说明仪式如何解决当代问题，但却提出了一个振兴仪式的方案——作为哲学家，他竟然没有乞灵于哲学，而是转向了艺术——韩炳哲认为艺术应当在当代仪式振兴中扮演核心角色。

转向艺术这一点倒是与《仪礼》复原项目的思路不谋而合。仪式固然是现实社会生活实践层面的产物，但是当一项仪式作为人类认知对象，尤其是在前现代的“礼仪”经过媒介装置的刻写之后，展示于受众面前，它就被纳入了美学的范畴。问题是，伴随精神自恋倾向而来的正是艺术活力的丧失。以这般身心，如何创造艺术，又如何发挥感染效果再来拯救精神世界？韩炳哲同样未能指明。这似乎成了一个悖论。况且，他对信息文明抱有深切担忧，会否愿意借鉴当代技术手段来实现他的目标，也值得怀疑。

《仪礼》是“活的遗产”

其实应该听听艺术家们的想法。从历史上看，在接受并应用新鲜技术这件事上，艺术家本就是先锋。

“艺术家对新的技术世界的人工造物感到某种亲和力。”艺术评论家鲍里斯·格洛伊斯（Boris Groys）在《艺术的真相》（2016）一文中如是说。格洛伊斯指出，数字技术彻底改变了艺术的生产与展示模式，互联网、社交媒体几乎取代了传统的艺术机构，成为艺术生产和传播的主要平台，艺术品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艺术家的生存境况也已完全不同于过去，艺术的主题及其改变现实世界的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也对计算机“算法”究竟会如何影响艺术发展不无隐忧，格洛伊斯还是看到了信息时代的诸多优势，尤其是对艺术家创作方式的提升和重塑艺术品欣赏语境的可能。就在文章发表的同一年，格洛伊斯策展的第八届斯洛文尼亚U3当代艺术三年展开幕，展览主题“超越地球”；《仪礼》复原项目制作的《士冠礼》复原三屏装置也以“孔夫子的身体”为名呈现在这一展览会上。

《仪礼》复原项目利用所拍摄的视频制成了几种不同的装置和软件，其中之一就是《士冠礼》三屏装置。《士冠礼》视频以真人拍摄与虚拟场景迭加，再以三块屏幕来展示完整流程在不同角度的视觉效果。观众将以沉浸式的方式，依序观看到复原的《士冠礼》，感受从礼仪记录到器物分析的多向性展览环境。

随着技术手段的提升，当前新媒体的发展更重视探索视觉感知的沉浸式体验的可能。透过这一重制和再现，可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带来重大意义的革新。具体就《仪礼》复原项目而言，在设计复原影片的展现效果时，特别应用了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动作捕捉及动作标注等技术，希望制作出沉浸式交互体验艺术装置，如“乡射礼”App，佩戴VR眼镜观看360°礼仪全景视频等。运用这种虚拟形式来展示难读难懂、令现代人倍感陌生的古老典籍《仪礼》，可以让观众们暂时脱离周遭现实，完全进入礼仪场域，并与之互动，有助于重塑观众与礼仪之间的关系。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界定，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指世代相传且不断再创造的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人类的仪式当然属于这样一种文化遗产。为《仪礼》复原提供艺术指导的邵志飞提出：“《仪礼》所记录的典礼仪式，在《公约》的定义下属于‘活的遗产’（living heritage），其形式与剧场或其他表演相似，同时具有物质及非物质的元素，包括动作、表情、器物、服饰等，只不过，儒家的典礼仪式更富有想象力。”

中国文化经典《仪礼》记载的仪式富有深厚的人文社会意义，如《士冠礼》确立成年后在社会的角色，《士昏礼》则透过仪式确定夫妇及宗亲关系，《乡饮酒礼》则有达德达尊、尚贤敬老之义，实行之有助于建构个人的社会伦理身份。仪式进行的过程对个人身体的控制有极高要求，亦讲究人际交流互动，如入门升堂的三揖三让，堂上堂下的拜仪、对答，以及行礼时的次序、节奏。如此，以沉浸式体验重温传统生活，利用具象化的仪式呈现去引介一套概念框架，巨细无遗地彰显“仁”与“礼”的古典思想，争取最大程度贴近中国传统礼学注重践履的精神实质，当可令今天的观看者、研究者循此开发出全新命题。

旧传统与新技术带来的交互体验

用当代技术手段来激活仪式，艺术形式至关重要。传统礼仪讲究行礼者在同一时空中的互动。要表述这种互动，进而让观者仿佛能参与其中，感受执礼、履践的核心意义，才是复原《仪礼》的最终目的。不同的装置和主题，呈现无穷变化的体验，对艺术作品自身来说，也是一个被不断解读的过程。这个过程或许并不是韩炳哲希冀的“将要开发新的叙事”，但的确是尝试“将我们的社会从集体自恋中解放出来”的一种努力。

《仪式的消失》有一个灰暗的结尾。书中韩炳哲举的最后一个例子是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2013年的电影《女性瘾者》。他认为，处在“后”时代的我们，因为碎片信息过多而面临失去意义的困窘。有趣的是，“《士昏礼》复原”工作同样是从拉斯·冯·提尔的一部电影中获得灵感——2003年的《狗镇》。这部影片没有任何外景，所有场景都在摄影棚内一个巨大的舞台上搭设，极度简约，甚至可以说是一张平面图。大部分布景是虚拟的，狗镇上的各家各户和街道，都是用白色线条在地上区隔出相应领域，用文字做提示说明，仅有少数几幢建筑有不完整的门窗、墙壁和果园，甚至那只经常狂吠的狗在整部影片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也都是画在地上的。

受此启发，复原团队尽量减少实景搭设，仅设计一些最基本、有礼仪用途的古代房屋简易结构，如堂、台阶等；后期制作时，先用3D建模技术在视频画面里重构建筑模型，随后抽离模型，保留人物、器物和舞台框架，人物再开始行动。这对于门内门外进出走位实在繁多的《士昏礼》来说，应当是最合适的选项。观众得以藉此直观地“透视”人物在室内场景中的礼仪动作，“进入”礼仪空间，并深度融入艺术作品，切身感受旧传统与新技术共同带来的交互体验。

诚然，技术进步加速了仪式的消失，但也为仪式的重建提供了可能。

（李洛旻 张涛，作者单位分别为香港都会大学、清华大学）